實踐中，有的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前與請托人約定，離職后入職請托人公司，在領取正常薪資的情況下，以“安家費”“入職費”“補償金”（以下統稱為“安家費”）等名義，一次性領取巨額錢款。由于國家工作人員有專業知識、工作經歷等，入職后有實際工作，對其行為性質的認定，存在不同認識。筆者認為，對于“安家費”性質，要根據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前的身份、與請托人是否存在謀利事項、是否存在“安家費”的約定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有這樣一起案例。甲系某省金融監管部門副職，曾為私營企業主乙在審批金融牌照、獲得融資等方面提供幫助。為了感謝甲的幫忙，乙要送給甲巨額好處，甲表示自己尚在職，不方便收受巨額錢款，等過幾年徹底離職后再說。兩年后，甲對乙表示打算辭職。乙對甲表示，希望甲來自己公司工作，并承諾除了按照公司副總標準每月支付5萬元薪資外，還會一次性給予500萬元“安家費”，兌現此前諾言。后甲辭職并入職乙公司，當月即領取“安家費”500萬元。案發后，乙承認支付“安家費”是為了感謝甲此前提供的幫助，同時也希望利用其此前在金融監管部門工作的特殊身份和人脈，給自己公司謀取利益。筆者認為，此案例中，考慮到甲曾利用職權為乙提供過幫助、二人曾有過關于輸送好處的意思聯絡、入職后在尚未實際工作前甲即一次性領取500萬元等情形，收送該500萬元應認定為行受賄犯罪。具體分析如下。

從本質上看，甲領取“安家費”侵害了公權力的不可收買性。通常而言，“安家費”等是指在市場活動中，企業為了吸引人才加盟，一次性給予入職者的大額資金補貼。“安家費”一般由企業與入職者在入職前溝通商議，企業根據入職者以往的個人經歷、工作業績、專業能力，結合本企業的需求，對入職者此前的貢獻和將來能夠為企業帶來的價值進行判斷，決定是否發放“安家費”及具體金額。由此可見，“安家費”并不取決于入職者實際工作后的貢獻與業績，而取決于其以往的工作經歷及在此基礎上給企業帶來的預期價值。前述案例中，乙也承認給甲“安家費”是基于其此前的幫助和特殊身份。對于國家工作人員而言，離職前其是公權力的行使者，此前的工作經歷包含為請托人完成的謀利事項，這完全依附于公權力和國家工作人員這個特殊身份，若以“安家費”名義與之交換，當然對受賄罪保護的法益——職務的廉潔性和公權力的不可收買性產生侵害，本質上屬于權錢交易。

從客觀上看，甲收受乙“安家費”符合離職前約定、離職后收財的司法解釋規定。實踐中，國家工作人員一般是在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后、徹底辭去公職前，已經與請托人商議并達成“安家費”的約定，在離職后尚未開展任何實際工作的情況下，立即一次性領取大額資金。比如，前述案例中，甲在尚未入職乙公司之前，即與乙達成領取500萬元“安家費”的約定。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約定在其離職后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在離職后收受的，以受賄論處。”雖然甲領取“安家費”時已經不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但由于在職時與請托人有過明確商議和約定，在形式上完全符合離職前約定、離職后收財的情形。

從主觀上看，收送“安家費”本質上系權錢交易符合甲乙的主觀認知。筆者認為，對于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必須結合客觀實際，借助常識常情常理和經驗法則、邏輯規則進行合理判斷。由于前述案例中客觀情況是甲此前利用職權為乙提供了幫助，并約定在離職后一次性領取巨額“安家費”，在此種情形下，從行為人請托與被請托的特殊關系，以及“安家費”一次性發放的特點出發，借助常識能夠得出“安家費”具有權錢交易屬性的結論，而甲乙對此持同樣的認知。因此，即使甲乙拒絕承認“安家費”的賄賂性質，一般也不影響“安家費”的客觀性質，否則，會造成行為人認可就構成為犯罪、行為人不認可就不構成犯罪的問題。

在條件上，領取“安家費”被認定受賄需以為請托人提供過幫助、謀取利益為前提。在領取“安家費”案件中，除了國家工作人員入職曾提供過幫助的請托人企業外，還有國家工作人員入職本人曾經服務、監督、管理過的企業，但企業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沒有請托或謀利事項，此時能否參照“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第二款，“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將領取“安家費”認定為受賄呢？筆者認為不能。首先，《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解決的是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感情投資”性質認定問題，以國家工作人員具備身份為前提，若國家工作人員已經離職，不再具備身份職務，則不能適用該條款。其次，雖然按前文所述，“安家費”的發放主要是基于此前國家工作人員身份職務，但若國家工作人員此前沒有利用職務便利，為入職的企業提供過具體幫助，則不具備權錢交易的基礎，此時一次性“安家費”更多是一種對國家工作人員入職后給企業帶來利益的預期，即使這種預期主要是依附于此前國家工作人員身份職務，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將來可能被使用的“資源”“人脈”“關系”等，但因入職前沒有謀利事項、入職后尚未實現具體謀利事項，因而其僅僅是一種預期，不宜被評價為犯罪。換言之，由于“安家費”是以真實入職且后續在企業實際工作為條件，與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后沒有入職請托人企業而直接收受請托人財物有所區別，“安家費”中往往包含了對國家工作人員將來實際工作帶來的期待和預期，因此，在認定“安家費”構成受賄時，需要更加謹慎。筆者認為，收受“安家費”被認定為受賄，要以國家工作人員確實接受過請托人請托，并利用職權提供了幫助為前提。比如，前述案例中，若甲此前沒有利用職務便利為乙提供過實際幫助，乙單純是考慮到甲金融監管部門領導的身份而決定給予“安家費”，則不宜認定構成行受賄犯罪。當然，若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后入職企業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及各行業相關離職從業限制性規定，對于領取“安家費”的行為可依規依紀處理。